【原文】

上善若水①。水善利万物而不争，处众人之所恶②，故几(jī)于道③。居善地④，心善渊⑤，与善仁，言善信，政善治⑥，事善能，动善时。夫唯不争，故无尤⑦。

【注释】

①上善：最高等的善。若：像。

②处：停留、居住之意。

③几(ji:一声)：作“接近”解。

④地：低下、卑下的意思。

⑤渊：深的意思。

⑥正：行政的意思。

⑦尤：怨咎。

【译文】

最高的善就像水一样，水善于滋润万物却不与其争短长。它总是停留在众人不愿去的低洼之地，这种品德，最按近于“道”。上善的人总是甘居卑下的环境，心胸善于保持沉静而深远博大，待人善于相助、真诚可亲，说话善于信守诺言，为政善于治理，办事善于发挥所长，行动善于把握时机。正因为有不争的美德，所以才不会出现过失，招来怨咎。

【导读】

圣人之所以能“无尤”，是因为他们“不争”。圣人的品格就像水那样，停留在众人都厌恶的地方，泽被万物却不居功自傲。他们的居所、思想、行为、言论、治理天下的理念，无不透着这种如水般的智慧。

【解析】

在上一章里，老子以天地之道推及人道之后，这一章又以自然界的水来喻人、教人。

老子首先用水性来比喻有德之人的人格，认为他们的品格像水一样：一是柔，二是居于卑下的地方，三是滋润万物丽不与之争。具备理想人格的人也应该具有这种心态，不但做有利于众人的事情而不与之争，而且还愿意去众人不愿去的地方，愿意做别人不愿做的事情。他可以忍辱负重，任劳任怨，能尽其所能贡献自己的力量去帮助他人，而不会与他人争功、争名、争利，这就是老子“善利万物而不争”的著名思想。

“上善若水”，上为至高，只有至高的东西才叫上；水的德行最高，虽然它的构成简单，但它是自然界里的生命之源。上善若水，从字面上解释就是：具有善性的人就像水一样，老子这是要人们学习水“柔弱处下”的德行。

那么，水的德行究竟是什么呢？它是最柔弱最具善性的东西，它具有宽广包容的胸怀和毫无所求、甘居人下的德操，无论到什么地方都是无声无息的。

众所周知，水有形却无状，谁也不能说清水的形状，把它放在什么样的容器里，它就呈现什么样的形状。它生性温柔，就像一个柔弱的少女，羞涩柔韧而又随遇而安。用坝拦它，它就静止不动；抽刀断水，于水毫发无损。在天则为雨雪云雾，在地则成江河湖海。遇热成汽，逢冷结冰，见风起浪，居高成湍，千变万化。最重要的是，无论它身处多么显贵的高位，都会谦卑地向下流淌。这一点，和人类恰恰相反，人是钟情于高处的，仿佛只有不停地高攀才能实现自身的价值，人人都往高处走，所以难免会有竞争，有竞争就有博弈，有博弈就会有得失、成败。水比人明智，它甘居下位，滋润万物而不居功自傲，清静无为而又无所不为。

水和“大道”十分相像。水性善柔，大道无形；水善利万物而不争，大道化育一切而不言功劳。而这正应该是圣人必备的德行。老子认为，拥有最高德行的人就如水一样，具有宽广的胸怀、谦逊的品格、与世无争的情操、宽厚诚实的作风，这些最接近大道的本质，是人类最应效仿的德行。因此，人的心胸就应该像水一样宽广无边、清湛悠然；像水的流势一样，谦虚卑下。不可处处与人争高低，要择地而居。对人要亲切自然，以诚相待，老实厚道，宁愿居下位也绝不欺他人。为人处世重诺守信，就如同潮汐一般，起落守时。

在自然界万事万物中，老子最钟爱的是水，认为水德是近于道的。而理想中的“圣人”是道的体现者，因为他的言行与水的德行相似。为什么说水德近于道呢？王夫之解释说：“五行之体，水为最微。善居道者，为其微，不为其著；处众之后，而常德众之先。"以不争为争，以无私为私，这就是水的最显著特性。水滋润万物而无取于万物，而且甘心停留在最低洼、最潮湿的地方。老子并列举出七个“善”字，都是受到水的启发。最后的结论是：为人处世的要旨，即“不争”。也就是说，宁处别人之所恶也不去与人争利，所以别人也没有什么怨尤。人类一旦拥有了像水一样的品格，就能助人而自乐，与世无争，日子过得恬淡自然，就能避免与他人发生矛盾和冲突，就能免去患得患失的精神折磨。如果能够使自己的品格如水一般，就能与大道协调，就会免去纷争、痛苦和烦恼，就能过得逍遥自在、轻松愉悦。

王弼《道德经注》

道无水有，故曰“几”也。言人水皆应于此道也。

道是非物质的、无形的，水是物质的、有形的，所以说水只是接近于道，而不是完全符合。是说人和水都能体现道，而行动应该符合道的准则。

苏辙《老子解》

《易》曰：“一阴一阳之谓道，继之者善也，成之者性也。”又曰“天以一生水”，盖道运而为善，犹气运而生水也。故曰“上善若水”。二者皆自无而始成形，故其理同。道无所不在，无所不利，而水亦然。然而既已丽于形，则于道有间矣，故曰“几于道”；然而可名之善，未有若此者也，故曰“上善”。

《易经》说：“阴阳就是道，能够追从它的必定是善的，道所带来的也必是善的，生成了万物各自的本性。”又说：“天因为依循道的规律而产生了水。”道运行而产生善，就像大气运行而产生降水。所以说上善若水。道和水两者都是从无形而生成形态，所以它们的道理相近。没有地方是道影响不到的，没有某个事物的利益是道不为之提供的，而水也是这个样子。然而水既然已经拥有了形态，和道就一定是存在区别的了，所以说接近于道。然而可以命名、可以言说的善，都不能达到这样的高度，所以加以区别地称为“上善”。

避高趋下，未尝有所逆，善地也；空虚静默，深不可测，善渊也；利泽万物，施而不求报，善仁也；圆必旋，方必折，塞必止，决必流，善信也；洗涤群秽，平准高下，善治也；遇物赋形，而不留于一，善能也；冬凝春泮，涸溢不失节，善时也。有善而不免于人非者，以其争也。水惟不争，故兼七善而无尤。

水往低处流，从来都不违逆，是善于选择地方；深渊空虚宁静，没法测量深度，是善于保持沉静；水润泽万物，给予而不求回报，是善于给予仁爱；水遇见圆的就拐弯，遇见方的必然有转折，堵塞它流动就一定停止，堵塞解除流动必然恢复，像这样的就是善于守信；水能洗净各种污秽，能够以水平面为参照评判物体的高低，是善于协调治理；遇到什么容器、什么环境，形状就与之适应，而不是总保持一个形态，是善于发挥外物的长处；水冬天结冰，春天解冻，旱涝都依据节气，是善于应时而动。慈善的人还是受到人们的批评，就是因为他的争。水就是因为不争，所以兼有这七种优点而没有危险。

【经典解读】

老子在自然界万事万物中最赞美水，认为水德是近于道的。它没有固定的形体，随着外界的变化而变化;它没有周定的色彩，“染于苍则苍，染于黄则黄”;它没有固定的居所，沿着外界的地形而流动;它最大的特性就是多变，或为潺潺清泉，或为飞泻激流，或为奔腾江河，或为汪洋大海;它川流不息，却没有穷竭之时。这不就是老子在前面几章中描绘的道的特质吗?

居善地:即处于适当的位置，它不一定是最好、最高的位置，还可能是别人最厌恶的地方。我们常常说在社会中最重要的是找准自己的位置，如上学时选择专业，出来后找工作。有时我们太过看重外界的评价，太过注重虚荣，而换来换去，殊不知适合白己的小是最重要的，即使在别人看来，它很低下。

心善渊:人的心要像深潭一样平静而深远，即要有涵养，能包容，不浅薄，不狭隘。有宽广的胸怀才能包容不同的人和事，才能吏好地融入社会当中。

与善仁:与别人交往要怀有仁慈和爱之心，像水一样善利万物，默默无闻，不求回报，以不争之心而争。

言善信:水客观地映照天地万物，人也应像水一样，恪守信用，直行危言。

政善治、事善能:治民皆应顺应大道，无为而治;行事应该效仿水，遵从潮流，圆润而不僵化。

动善时:水总是依规律应时而动，人亦当如此，遵规应时，顺势而为。

水不像火那么热烈，也不像石那么刚强，但人们义知道，水可以灭火，水滴石穿。王夫之说:“五行之体，水为最微。善居道者，为其微，不为其著;处众之后，而常德众之先。”以不争争，以无私私，这就是水的最显著特性。它滋润万物而不居功，它甘心停留在最低洼、最潮湿的地方，这正是圣人处世的要旨，即“居下不争”。

《荀了，有坐》记载了孔子答弟了子贡问水的一段对话:“孔子观于东流之水。子贡问于孔子:君子之所以见大水必观焉者，是何?孔子曰:夫水，佣与诸生而无为也，似德。其流也埤下，裾拘必循其理，似义。其祧洮乎不屈尽，似道。若有决行之，其应佚若声响，其赴而仞之谷不惧，似勇。主量必平，似法，盈不求概，似正。淖约微达，似察。以出以入，以就鲜洁，似善化。其万折也必东，似志。是故君了见大水必观焉。”可见儒家所描述的君子人格和老子所说的圣人之行，有颇多相似之处，谦虚、利人、心胸广湛、仁.和诚信是他们共同的优秀品质，也是老子、孔子从水上得出的智慧启迪。

【哲理引申】

孙叔敖是春秋时期楚国名相(令尹)，他辅佐楚庄王施教导民，宽刑缓政，发展经济，使楚国国力大增，为楚庄王争夺霸主之位奠定了坚实的基础。

孙叔敖年少的时候，有一次出去游玩，碰到了两头蛇，就把它杀了并且埋了起来。回到家中就哭泣起来。(孙叔敖的)母亲问他哭泣的原因，孙叔敖说“我听说见到两头蛇的人一定会死，现在我见到了，恐怕(我)要抛下母亲先死了。”母亲说:“两头蛇现在在哪?”孙叔敖说:“我怕后来的人又会看见，就把它杀了并且埋了起来。”母亲说:“我听说暗中助人的人上天对他必定有善报，你一定不会死。”等到(孙叔敖)长大，出任楚国令尹，还没有推行自己的治国主张而国人就已已经信服他的仁义了。

孙叔敖出任令尹以后主张宽刑缓政，着力发展经济。当时，淮水流域常常会闹水灾，影响了农业的发展。为使百姓富足，国家强盛，他就去亲自调查，持兴修水利设施。孙叔放反对繁苛的政令。一次，楚庄王曾认为当时楚国的车子太小，遂命令全国一-律改造高大的车子。孙叔敖劝谏说，若以命令行事，会招致百姓反感，不如把都市街巷两头的门槛做高，人们就会自觉改造高车了。当时的楚国通行贝壳形状的铜币，叫作“蚁鼻钱”。楚庄王嫌它重是太轻，下令将小币铸成大币，但老百姓却觉得不方便，特别是商人们更是蒙受了巨大损失，纷纷放弃商业经营，这使得市场非常萧条。更严重的是，市民们都不愿意在城市里居住谋生了，这就影响了社会的安定。孙叔敖知道后，就去见楚庄王，他以便民为先，请求恢复原来的币制。庄王答应了，结果三天后，市场又恢复到原来繁荣的局面。

孙叔敖任令刀期间，三上三下，升迁和恢复职位时不沾沾白岸;失去权势时不悔恨、不叹息。作为令尹，他的权力在一人之下、万人之上，但从来都轻车简从，吃穿简朴，妻儿不衣帛，连马都不食策。由于行政、治军有功，楚庄王多次重额封赏，孙叔敖坚辞不受。他为官多年，家中没有任何积畜，临终时，连棺椁也没有。

孙叔敖生病将要去世的时候，将他的儿子叫到病榻之旁，告诫他说:“楚王曾数次想封我上地，但我都没有接受。现在我耍死了，楚王一定会封你，你一定不要接受肥沃的土地。楚国、越因之间有一块荒艽土地‘寝之丘’，这地方名字不好，土地贫瘠，楚国人害怕这儿有鬼，越国人也很迷信。你如果不得不接受封地，就要这一块土地吧。”孙叔敖死后，楚庄王果然以肥沃的土地分封他的儿子，但他的儿子记着父亲临死的遗言，坚辞不就，最后不得已接受了“寝之丘”。后来楚国历经混乱，很多曾经封到肥沃之地的功臣后代都因富贵而丧身失位，唯有孙叔放的后人保留着那块土地长久不失。列子说:“孙叔敖的智慧，知道不以利为利。知道处于别人所厌恶的地方，这就是得道者与众不同之处。”

孙叔敖遵从百姓的意愿，反对繁冗政令，可谓无为而治;他任令尹而不喜，罢官也不忧，正如本章所说的水，不争不求，能“居善地”;他有了功绩，却不求奖赏，也正是“善利万物而不争”;他要儿子求封于寝之斤，甘愿“处众人之所恶”。正是因为他这种超人的智慧，才能辅佐楚庄王成就霸业，才能保全子孙后代。